19世纪美国大豆“从饲料到黄金”：洛克菲勒资助的品种改良史

我们来梳理一下19世纪美国大豆从默默无闻的饲料作物走向“黄金”地位的历程，并重点探讨洛克菲勒基金会（尽管其大规模介入主要在20世纪中后期）在相关品种改良史上的间接和后期作用。

核心要点：19世纪是引种与初步探索期，真正的“黄金”转折和洛克菲勒的深度介入发生在20世纪。

引种开端 (18世纪末-19世纪中期)：

• 大豆最早在18世纪由欧洲移民零星带入北美，但并未引起重视。
• 19世纪初期（1804年、1829年等），美国农业部和一些私人种植者（如本杰明·富兰克林、托马斯·杰斐逊）多次尝试引种，但主要用于试验或作为园艺作物/饲料。
• 1851年，美国专利局系统性地从中国、日本等地收集了多个大豆品种分发给农民试种。

初步认知与用途 (19世纪中后期)：

• 主要定位：饲料与绿肥。 这一时期种植的大豆数量非常有限。农民主要将其视为一种有价值的牧草、青贮饲料或干草来源，或者利用其固氮能力作为绿肥来改善土壤肥力（尤其是南方棉花种植区）。
• 缺乏适应品种： 从东亚引种的原始品种普遍不适应美国（特别是中西部核心农业区）的光周期、温度和土壤条件，导致成熟期晚、产量低且不稳定。
• 加工利用局限： 美国社会对大豆的食用（豆腐、酱油、豆芽等）和深加工（榨油、分离蛋白）缺乏认知和技术。大豆主要作为整粒豆或豆秸被动物消耗。

缓慢的品种筛选 (19世纪末)：

• 美国农业部（USDA）和一些州农业试验站（如北卡罗来纳、伊利诺伊、俄亥俄）开始进行小规模的适应性试验，试图筛选出更适合美国气候的品种。
• 一些表现相对较好的品种被保留下来，如“Brown”（褐色豆）、“Medium Yellow”（中黄）等，但产量和品质仍远未达到商业化大规模生产的水平。
• 关键局限： 19世纪的育种手段主要是简单的引种筛选和纯系选育，缺乏系统的杂交育种和遗传学指导，进展缓慢。

因此，整个19世纪，大豆在美国的角色是极其边缘化的，基本停留在“新奇饲料/绿肥作物”的阶段，离“黄金”地位相去甚远。

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世纪，尤其是20-40年代：

科学育种的开端 (1900s-1920s)：

• USDA和大学（如伊利诺伊大学）的科学家（如Charles Piper, William Morse）开始系统性地进行大豆研究。
• 威廉·莫尔斯 (William J. Morse) 的关键作用：
  • 1919年加入USDA大豆研究项目。
  • 1927-1931年，莫尔斯亲自前往中国、日本、朝鲜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种质资源收集，带回了数千份宝贵的原始大豆种质资源（Plant Introductions, PIs）。这为美国大豆育种提供了极其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基础，是后续品种改良取得突破的前提。他被称为“美国大豆之父”。
• 利用这些新材料，育种家开始进行杂交育种，结合美国本土需求（早熟、高产、抗倒伏、高油/高蛋白）进行定向改良。

品种突破与商业化启动 (1930s-1940s)：

• 基于莫尔斯收集的资源和新育种技术，第一批真正适应美国中西部主产区的高产、早熟商用大豆品种诞生，例如：
  • ‘Lincoln’ (1943, 内布拉斯加大学)： 高蛋白、高产、抗病性强，成为早期重要品种。
  • ‘Richland’ (1943, USDA-伊利诺伊)： 高产、适应性广。
  • ‘Dunfield’ (1940s, 印第安纳州)： 高油品种。
• 机械化收获的推动： 同时期，适合机械化收割（抗裂荚、结荚部位高）的品种选育取得进展，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。
• 市场需求刺激：
  • 两次世界大战导致油脂和蛋白短缺，刺激了对大豆油和豆粕的需求。
  • 豆粕作为优质蛋白饲料的价值被畜牧业广泛认可，需求激增。
  • 食品工业开始探索大豆油和大豆蛋白的应用。

“黄金”地位的确立 (1940s以后)：

• 到1940年代末，大豆凭借其极高的经济价值（油+粕）、作为轮作作物的农艺价值（固氮养地） 以及适应机械化生产的特性，在美国中西部玉米带迅速扩张种植面积，超越传统作物。
• 美国从大豆净进口国转变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国和出口国，大豆成为与玉米、小麦并列的“黄金”作物。

洛克菲勒基金会（RF）对全球农业（特别是粮食作物）的现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，但其对美国本土大豆品种改良的直接资助和介入，主要发生在20世纪中后期，且是更广泛的“绿色革命”战略的一部分，并非19世纪或早期改良的主导力量：

焦点在海外（尤其是拉美）：

• RF（与其后成立的CIMMYT、IRRI等机构）的核心目标是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，主战场在墨西哥（小麦）、菲律宾（水稻）以及后来的拉丁美洲。
• 在拉美（如巴西、哥伦比亚），RF资助建立的农业研究机构（如哥伦比亚的CIAT - 国际热带农业中心，成立于1967年）确实将大豆作为重要作物进行研究和推广，帮助这些国家后来成为大豆生产大国。但这直接影响的是海外的大豆产业。

对美国本土大豆研究的间接支持：

• 人才培养与网络： RF资助的“绿色革命”项目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植物育种家、农学家和病理学家。这些人才流动和建立起的国际科研网络，间接促进了包括大豆在内的全球作物科学知识、技术和种质资源的交流。美国大豆育种家也能从中受益。
• 方法论推广： RF大力推广的现代科学育种方法（系统杂交、异地筛选、多环境测试、重视遗传增益）、病理学研究、农艺管理等理念和实践，被全球农业科研机构广泛采纳，自然也被美国的大豆研究机构吸收和应用，加速了改良进程。
• 关注热带/亚热带农业： RF对适应热带和亚热带环境作物研究的重视，可能间接促进了美国南部地区大豆生产（如抗病、耐旱品种）的发展。

后期可能的特定项目资助：

• 在20世纪后半叶，随着大豆在全球农业中地位日益重要，RF或与其相关的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（CGIAR）体系下的中心（如CIAT），可能在特定项目上与美国的USDA或大学进行合作研究，涉及大豆的病虫害防治、资源评价等。但这通常是合作性质而非主导美国本土的育种核心。

• 威廉·莫尔斯大规模东亚种质资源收集（提供了遗传多样性基础）。
• 现代杂交育种技术的应用（培育出适应美国主产区的高产、早熟、宜机收品种）。
• 豆粕饲料价值和豆油工业需求的爆发式增长。
• 机械化生产的配套。

• 间接层面： 通过推动全球“绿色革命”，传播了先进的育种理念、方法和技术体系，培养了人才，建立了国际网络，这些环境因素惠及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大豆研究。
• 直接层面（主要在海外）： 大力支持了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大豆研究和产业发展，推动了全球大豆格局的变化，间接影响了美国大豆的国际市场和竞争环境。

简言之，19世纪是“饲料”定位的铺垫期；20世纪上半叶的科学育种、资源收集和市场驱动完成了“从饲料到黄金”的华丽转身；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作用更多体现在20世纪中后期全球农业科技革命（绿色革命）的宏观背景下，对美国本土大豆的直接影响是间接的和辅助性的，其直接贡献主要体现在推动海外（尤其是拉美）的大豆产业发展上。